公仆本色--追记湖南省委原副书记、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郑培民

作者: 来源: 发布时间:2006年10月19日
 

新华社记者    

人民日报记者  董宏君

 

    2002年春节,一封特制的信寄到了湖南省委。一张剪裁过的红纸作为信纸,寄信人为它精心装饰了金边。

    信中写道:“敬爱的首长,1990年你不辞劳苦亲自爬上了我们崇山峻岭上的苗寨视察,访贫问苦,你是第一个能深入到我们海拔1700米高山陡坡上的省委亲人……”

    这封字迹不太工整的信发自湖南的西部---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凤凰县米良乡叭仁村。

    收信人:郑培民。

   

    1990年5月,湘潭市委书记郑培民被调往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,出任州委书记。

    湘潭和湘西,一字之差,天壤之别。湘潭是湖南省经济较发达的地区,离省会长沙只有1小时车程;湘西,是全国著名的少数民族贫困山区,去省城要坐14小时火车。去湘西工作,是只有硬肩膀才能挑起来的重担子。多年来,省委一直把湘西的脱贫致富放在突出位置。

    领导与郑培民谈话。刚一谈起去艰苦地区工作的重要性,郑培民笑了:“请直说吧。”

    调动的意向被和盘托出。准备做郑培民思想工作的话没有必要说了。

    平级调动,又是“从米箩里跳到糠箩里”,十几年后的今天,人们还在为他的痛快回答而敬佩。

    郑培民一上任就问:“哪个村子最穷啊?”随后,就去了叭仁村。

    “叭仁”是苗语,意思为山顶上。要到达这个三面悬崖一面山的村寨,首先要从湘西的首府坐车到乡里,然后,喘着粗气,手脚并用,徒步走上4个小时的12公里陡峭山路。苗族群众之所以十几年后还记得郑培民,是因为他是住过这里的最大的领导。在他之前,只有乡干部爬上过这个走起来累死人也吓死人的山头。

    时隔多年,他在州干部大会上说过的8个字还像楔子一样钉在人们脑海里:来

湘西“三生有幸”;在湘西“埋头苦干。”

    郑培民接过前任的接力棒,率领全州干部群众继续围绕扶贫开发这根主线做文章。

    湘西贫困。每逢青黄不接时,全州有三四成百姓断粮,政府不得不从外地调入大量返销粮。

    自治州开始推行“双两大”地膜玉米新技术。这是一项弯着腰,在田中豆腐块大小方格周围摆两株苗的累活,郑培民不是坐在办公室里指挥,他带着机关干部下地,自己弯着腰在田里干活,给农民演示。1992年春,在田里示范劳作了几天的州委书记郑培民,一脚踩空,仰面摔下了三米多高的田坎,摔成了脑震荡。

    书记的行动也是推行农业新技术的“科教示范”,从这一年起,全州的粮食开始自给。

    学理工出身,又来自工业较发达的湘潭市,郑培民无疑比其他人更具有现代化的工业理念,他看到的是湘西州未来10年后的发展前景。这个前景,又可能是当地干部群众在短期内不能理解的,这是考验郑培民耐心的过程。他用手比划过一个雁阵给干部们看:“大雁飞在天上,要有一个班长,就是领头雁。这个领头雁啊,不能飞得太快,脱离开雁阵,就起不到头雁的作用了;可也不能飞得太慢,混在雁阵里,就失去了头雁的作用。”

    湘西州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发展起来的小水电,为自治州的发展起步奠定了基础。然而,小水电受着季节的制约,也制约着湘西的进一步发展。但在当时的观念和体制下,放弃了小水电也就意味着放弃了地方和一些部门的利益,因而阻力重重。郑培民这时起了“头雁”的作用,果断决策:引进大电网。

    湘西州当时的湘泉酒厂,只是一个年上缴利税200多万元的小酒厂。郑培民在前任扩建湘泉酒厂的基础上,又进一步支持了这个酒厂的三期扩建。如今,壮大起来的湘泉酒厂已成为上市公司,自治州干部的工资中3元钱中就有两元来自这个公司上缴的利税。 

    现在看来,郑培民十几年前在湘西做的,虽然没有把政绩摆在自治州首府的街面上,但却是为即将起飞的湘西州养壮身子骨,丰满羽翼而练的内功。这种打底子的事情,不太显山露水,但却是那种要咬紧牙关努力的沉重活计。

    叭仁是个为水发愁的村庄。滴水贵如油,接济不上的时候,村民之间宁愿出借粮食,却不愿让邻居拎走一桶水。郑培民去调查后,政府为村子通了水,拉了电。村民们再不用走上8公里路,拎着重重的木桶,吃力地到山沟里去提水了。

    两年多时间,郑培民跑遍了全州218个乡镇,住过30多个乡镇。这只是一个粗略到乡镇,尚不包括村寨的统计。除去在省里州里开会、办公需要的时间,在“开门见山”的湘西,这是一个没有喘息之机的数字。

    妻子去湘西看他,一进屋,地上扔的是一双粘满泥巴的胶鞋,唯一一套出国时置办的西装,在柜子里已被虫子蛀满了洞。郑培民拦住要帮他刷鞋的妻子:天天都要穿,一出门,还是要粘泥的……

    形象是干出来的。在湘西州委的选举中,郑培民全票当选州委委员,全票当选州委常委,全票当选州委书记。有的干部誉称他是“三个百分之百”,郑培民当即纠正说:“只有一个百分之百,那就是全州人民对共产党百分之百的信任和感情!”

    火禾公路,这条在凤凰县地图上细得像根线的乡级公路,在火炉坪乡500多户群众的心中,大得像一片天。

    修这条公路时,郑培民已经调到了省委,火炉坪乡依然是他的联系点。他领着技术人员,吃着缓解心脏病的药,晃晃悠悠地攀上悬崖峭壁去勘察。为这条路,郑培民十分少见地向自治州一个熟识的干部发了火:“你敢糊弄我?公路的配套资金为什么不到位?怎么向老百姓交代?”

    十几公里的火禾公路打通了,是全州标准最高的乡级公路。山外的小贩开着车,直接停到山里人的门外,把一筐筐的猕猴桃搬上了车;高兴的苗族村民守着家门口卖西瓜,卖掉一个,就在西瓜上拍一下:“这是郑书记给我们带来的好处!”

    火炉坪乡的苗族群众坚持要把剪彩的光荣留给郑培民,哪怕是为了郑培民繁忙的工作,把公路正式通车的日子一推再推。他们去年7月就写好了大红的标语,等着郑培民亲手把它们展开。他们想,郑书记虽然听不懂苗语,但是,老百姓欢天喜地的表情,他看得懂啊!

   

在湖南,常常会听到人说:“培民书记是我的好朋友。培民书记像我的好兄长。”

    说这话的人大都是普通百姓。该有多么深厚的感情和多么平等的关系,才能让他们自信地将一个省委副书记称为自己的朋友?

    曾令超,一位司法干部,在一次维护社会治安的事件中受伤,双目失明,后来从事文学创作。他听说了兼任省残联名誉主席郑培民的名字,写信去希望得到郑培民的题词。

    犟犟的老曾打定主意只写一封信:如果郑培民不回信,那我也犯不上巴结他,管他是多大的官!

    回信来了,曾家的电话也响了。

    半个多小时的电话里,郑培民详细询问了曾令超的各种情况。他怕在纸框子里摸索着记录的曾令超不方便,把自己家里和办公室的电话重复了三四遍。

    最后,郑培民一定要等到曾令超放下电话后,自己才挂电话。老曾实在受不了这等“待遇”,坚持让郑书记先放电话,推来推去,还是老曾拗不过书记。以后,在

他俩的交往中,这已成为习惯,也成了默契:每次,郑培民都要听到电话那边“咔嗒”一声,自己才轻轻挂上电话。

    见了面,郑培民一把抱住了什么都看不见的曾令超:“你摸摸我,咱俩高矮胖瘦差不多!”他又摸摸曾令超脸上的伤疤:“阴天下雨会疼吗?”

    热茶倒好,先放在一边。等到不烫了,郑培民才端到老曾手上,“现在可以喝了。”

    湖南桃源县漳江镇有个川湘饭庄。说是饭庄,其实就是个灰头土脸的路边小店,小到只有两张桌子,走在路上一眨巴眼就可以略过它。郑培民偏偏与这家饭店的老板李德胜成了朋友。

    李德胜身有残疾,虽为“老板”,日子仍显艰难。每次往来湘西州与长沙,只要是坐汽车,郑培民一行人准会到李老板的“鸡毛小店”吃饭。每次,郑培民都要从包里扯出一条特意带来的香烟:“给,拿着抽!”李老板也有礼物回赠:自家做的酸萝卜泡菜。

    就是当上了省里的领导,只要路过,郑培民的笑脸还是不改,照样交钱吃饭。

    其实,李德胜的小饭馆所处的位置并非前不着村后不着店,饭菜手艺也没有什么特殊之处。郑培民的秘书、司机都明白,培民书记用这种办法既可了解民情,又不给当地政府添麻烦,也照顾了李德胜一家的生计。可郑培民却又从不说破,他顾及的是残疾人既要养家糊口,又不轻易受人施舍的尊严。

    做官先做人,万事民为先,这句话出自郑培民的心。即使当了大干部,郑培民还是像一棵永远不会离开大地的大树,枝桠扬得越高,根往泥土里扎得越深,他的根系牢牢地扎在“人民”二字上。

    凡是群众写给他的信,郑培民总是坚持自己拆看。下农村,郑培民要到农民家去,掀开锅盖,瞧瞧吃的什么饭;看看猪圈牛栏的家畜,撩开蚊帐摸摸农民床上的被褥。郑书记还爱在农民家吃饭,筷子直奔油辣的农家菜,粗糙的饭食也嚼得津津有味。有时,他还会宿在农家。这个住宿的人家他会留意选一下。在湘西州永顺县高坪乡雨龙村,他每次去那儿,都住在一户孤寡老人家。郑培民心里明白,农村的孤老,没有子女照顾,精神上孤寂,有时也难免被不懂事的乡邻欺负,他要用自己的行动,为孤寡老人带来精神上的支持和尊重。

    郑培民是个心细的人。他回湘西,有两件事必须做——陪老同志吃一顿饭,打一次扑克;他下乡,在乡镇和农民家吃饭,一定会把饭钱交上——“老百姓生活得不容易!”

    一次,走进火炉坪村,郑培民发现一位老人在远处招手,村干部向他解释,这是村里的五保户,80多岁了,没见过省里的大干部,想把你看得清楚一些。

    “那好,我和老人照张像,让老人家看个够!”郑培民笑着走了过去。

    一天晚上,工作结束得早,郑培民兴致颇高,“走啊,咱们也去尝尝夜宵!”

    趁司机停车,郑培民站在夜宵店门口,与摆槟榔摊的小贩聊起来。小贩告诉他,自己是下岗职工,父亲得了癌症,一天摆摊下来赚的钱刚刚可以供一家人糊口。

    郑培民心里难受极了。他转身离开,“你看人家生活得多艰难!这夜宵怎么吃得下去!”

    对郑培民来说,他与普通的百姓,压根是长在一起的,他的心为他们而快乐,为他们而疼痛。

   

    1998年,惊涛骇浪挑战常德。

    湖南常德市安乡县,身受长江和澧水、沅水三大水系夹击,临洪大堤长达400公里,是历史悠久的“洪水走廊”。

1998年7月24日晚,安乡县安造垸溃垸。这个垸子里,有县城和5个乡镇、一个农场,共18万人,其中3/4的人口和财产,集中在安乡县城。如果县城不保,那么汹涌而来的洪水可以一直淹到三楼。当时的安乡县城,电力中断,一片漆黑,老百姓几乎都搬空了,就是没有离开家园的人,也搬到了相对安全的顶楼上。

    正当人们惶惶不安,没有主心骨的时候,郑培民来了。他不是象征性地点个卯就走,而是安营扎寨,住进了黑洞洞的县委招待所。“指挥抗洪的省委副书记和百姓一起住进了‘水围子”’。消息不胫而走,人们悬着的心,咕咚一声落了地。

    身为省委领导的郑培民十分清楚这个时候冲上前线、指挥抗洪的分量。他多年来对水利知识的学习和积累,对战胜洪水起了决定性的作用。

    郑培民在安乡指挥了三大战役:赶在洪水扑到之前,抢修了一条11公里长的隔堤,保住了安乡县城;指挥堵塞书院洲溃口,用血肉之躯扼住了洪水之喉;湖北境内的黄金大垸溃决后,统帅抗洪大军进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北大堤保卫战,拒千里洪峰于湖南重镇常德市之外……

    就着堤外滚滚洪水,郑培民坐在堤上,吃着盒饭,静静地度过了自己的55岁生日。

    雨过天晴,骄阳似火。居住在大堤上的4万灾民头顶烈日,衣食不足,缺少清洁的饮用水和药品,眼看疾病就要在大堤上流行。

    路过大堤的郑培民告诉司机“绕道走”——他不忍看着灾民们一边让太阳晒着,一边还呼吸着他的车扬起的灰尘。但郑培民的心却没有绕着走,他拍板,要在3天的时间内,把几万灾民转移到可以吃上饭、喝上水的垸子里去。

    命令一下,故土难离的灾民们落着泪,望着只露出屋顶的家园,一步一回头地离开了自己生长的土地。指挥部及时调来育苗的蔬菜种子,衣食无忧后,灾民用最快速度恢复了生活和生产。

    接着,开展防疫工作的省医疗队来了,帐篷学校搭起来了。堤外洪水滔滔,堤上书声琅琅,帐篷顶上,红旗飘飘。

    水灾过后,郑培民提出,让老百姓从水窝子里搬出来,住到山上去。

    中央提出移民建镇后,郑培民从方案到资金的落实都一一过问。他一遍又一遍地叮嘱:那是中央给农民的钱,不许坑农民的钱!

    地方同志向郑培民表示,在抗洪中,当地政府连书记的生活也无法照顾,心里十分歉意,最后想送点礼物表示一下。

  一句很重的话从素来温和的郑培民嘴里扔出来:“老百姓遭了那么大的灾,你们还要表示什么?”

    抗洪期间,郑培民平均一天只睡两个小时,情况紧急时甚至还要冲上去搬麻袋抢险,这对他这样一个身患高血压、心脏病和糖尿病的人来说,实在是太危险了。

    省委领导也牵挂着他的身体,下命令:每天要保证郑培民吃上两个鸡蛋!

    然而,郑培民关心的还是他人。听说一位同志因为血压高而住进医院了,就连忙去看望。

    从医院出来,知道郑培民病情的同志心里酸酸的:人家低压高到了95就可以休息了,可低压已经升到105的郑书记,却天天还要在夜里两三点钟到大堤上查管涌!

    郑培民深知身体的重要性,他说过,“身体是1,政绩、家庭、知识等是1后面的0,0越多,成绩越大,但没有了1,再多的0都是0”。但个人的身家幸福怎么能与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危相比?受命于危急之刻,面对重于泰山的责任,他已经做好了“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”的准备。

    郑培民在大堤上,整整呆了60多天,400公里的长堤在他脚下踏过不止一遍。回到家里,掉了10多公斤肉的郑培民对妻子说了实话:“这次抗洪,是对我生命极限的挑战!”

    其实,平时的郑培民不属于那种大刀阔斧、雷厉风行型的领导,哪怕是创新和开拓性的工作,他也是稳稳当当、扎扎实实地去做,从来不搞轰动效应。

    郑培民曾经分管过湖南省的教育。搞减轻学生的负担,他去翻学生们的书包,看哪一种教材是必需的,哪些是额外负担。

    全省中小学布局调整,郑培民亲自调查了两个月,走访了40多人,然后才做决定。他说:“稳健决策,决不能留下后遗症,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。决策正确,是造福百姓;否则,是造祸百姓。”

    正因为这样的一步一个脚印,在郑培民分管期间,湖南的基础教育工作更上层楼,全省教师的住房条件大大改善,素质教育的“汨罗经验”推广到全国;湖南广播电视节目在全国早早地上了卫星,无论是思路,还是行动,都走在全国同行的前面。

    分管干部工作时,郑培民跟干部说话,不是暴风骤雨,而是春风化雨。和他有过接触的干部都反映,郑培民不居功,不诿过,敢于承担责任;他当面敢于批评人,背后却保护人;他表里如一,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;在他手下工作,觉得安全、踏实……

    谈到自己曾经的副手郑培民,湖南省委书记杨正午很有感触:“一个领导干部在每个工作岗位上都能做到有口皆碑,很不容易!”考验比起普通百姓,领导干部会更多地面对诱惑和考验。在领导岗位上真正做到固守操守,承受考验,比常人更难。

    “考验”二字,力重千钧。

    几年前,省委副书记郑培民的家,蒙受了一次小偷的“考验”。两个小偷撬门进入没有装防盗门的郑家,把所有的抽屉全倒出来,连柜子里的衣服全都抖出来捏过了,也没找到什么值钱的东西。    ·

    翻腾到最后,他们只从郑家偷了4000元现钱和两条烟。

    这4000元钱,是郑培民女儿出差后尚未归还的公款。

    几个月后,盗窃案告破,小偷的坦白与郑家报案的数字,完全吻合。

    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,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。在老百姓眼里,郑培民就是个在廉政问题上一辈子干干净净、只做好事的人。

    对于下级单位送的礼物,郑培民从来是能拒就拒,自己拒不了就让秘书去退。

    集邮,可说是郑培民唯一的爱好。就是这个爱好,他也绝对保密,生怕有人投其所好。

    无论是调离湘潭还是调离湘西,不喜张扬的郑培民总是挑选在早晨未上班之时悄悄离去,而且事先不告诉周围人,他不想惊扰大家,也怕可能送来的人情礼。

    郑培民记日记的习惯是大学时养成的。走上领导岗位,这个一日三省其身的习惯细分为备忘录、工作笔记和日记。他收到的每一笔稿费,数额、收到的时间及发放单位都在工作笔记上有详细记录,稿费的出路只有一个:交秘书登记收存。

    这是郑培民在湘西州工作时的一段日记:“这次回湘潭度春节,我谢绝了办公室派车送我的盛情,同时谢绝了办公室要为我报销路费的好意。坚持自费返家,往返火车票近80元,自己掏腰包。有人讲我太板,我想,宁肯自己吃亏,对自己严格要求,是一个共产党员,特别是领导干部应当自觉做到的。”

    还是一段日记:“在吉首给两个孩子分别订做了一件羽绒上衣,这是我给孩子们买东西中最大的一次,计247.61元。不占企业的一点便宜。”

    从20世纪80年代起,郑培民就先后担任市委书记、州委书记、副省长、省委副书记,又曾长期分管全省农业、文教、政法和党群工作,可谓位高权重。但他总强调,“情浓钱淡,永葆清白”,“君子之交淡如水”。

    郑培民偶尔也会收下极少一部分礼物。但送礼物者必须符合两个前提,一是极

为熟识的亲友,如同亲人一般的老部下、老同事;二是正常的人情往来,而不是有事求他而送礼。

    今年春节,他十几年前的老秘书去看他,送的礼物是一篓水果和两桶瓜子,郑培民高兴地收下了,但转身又拎出两瓶酒,价值远高于送来的东西:“把这个拿去!”

    “对待身外之物,要铁石心肠.”郑培民写得清楚,做得更明白。

   

    “手拉手,户外走,说说话,散散心,情切切,意绵绵,身体好,永相伴。”与妻子的一次散步,被郑培民在日记中诗意地记录下来。

    他的家,是尽人皆知的美满家庭,郑培民很爱他的妻子和儿女。只是他从不用手中的职权来表达这份感情,他深知,权力是人民给的,是为人民做事的。

    几十年中,郑培民的职位一直在变动,而他的妻子杨力求的工作单位只变动过一次,就是从湘潭市新华书店调到了省新华书店,职务仍然是一名普通职工。

    调到长沙后,杨力求上班要走上40多分钟。她不会骑自行车,乘公共汽车也不方便,多年来,她一直走路上下班。郑培民托人为妻子买鞋,指明买那种柔软的、平底粘胶的鞋子,他要让妻子在风吹雨打的路上,走得舒服一些。但这个有情有意的丈夫却从不让妻子搭他的顺路车。

    妻子敬重郑培民的为人,更注重维护丈夫的形象。杨力求有个“三不”:不帮人向郑培民带任何信,不传口信,不接受任何礼品。他们的儿子说:“在廉政问题上,爸爸把前门,妈妈守后门。”

    郑培民的日记,折射出“后门”的坚固:“某某同志来家,我不在家,请我爱人转给我一封推荐信,并送了5000元,讲请力求旅游用。力求当即指出,这是送‘错误’给我们,绝对不能收。”

    郑培民的儿子曾经有过被爸爸从车上赶下来的经历。他在湘潭大学读书时,有一次爸爸从长沙去六七十公里外的湘潭开会,正在家中休假的孩子,便想搭便车去学校。谁知郑培民一上车,看到已坐在车里的儿子,立即严辞厉色、毫不留情地把孩子从车上轰了下来。

    郑培民曾这样鼓励自己的孩子读书上进,“与其我留给你们财富,不如给你们留下创造财富的能力。读书,就是创造财富的能力!”

    孩子长大成人,每次出远门,郑培民从来不多说什么,他只是弯下胖胖的腰身,默默地帮儿女一件一件叠衣服,再一件一件放在箱子里。

    只有一次郑培民的话很多,那是儿子代表大学生去台湾参加交流活动前:

    “多给大家讲讲湖南吧!湖南的特点是三乡一地。鱼米之乡,袁隆平的杂交水稻,刘筠教授培育的湘云鲫是突出的代表;还是有色金属和非金属矿之乡;一地,是旅

游胜地,张家界、凤凰古城中外闻名!”

    “湖南人会读书,‘惟楚有材,于斯为盛’;会种粮,还是古人的话,‘湖广熟,天下足’嘛!会打仗,从来就是无湘不成军!”

    “湖南人有先忧后乐精神,范仲淹的《岳阳楼记》里写着,‘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’;湖南人有求索精神,屈原说,‘路漫漫其修远兮,吾将上下而求索’;湖南人有牺牲精神,谭嗣同有诗‘我自横刀向天笑,去留肝胆两昆仑’;湖南人还有敢于革命的精神,毛主席的‘为有牺牲多壮志,敢教日月换新天’,多么豪迈!多有气势!”郑培民做成的文化与精神的盛宴,足以使儿子品味

   

    至今,谁都不忍告诉湘西凤凰县叭仁村的村民们,他们用金边框着的新春祝福,郑书记没有看到。当秘书含着眼泪打开它时,百姓爱戴的培民书记,已与他们天人永隔。

    今年3月11日,郑培民被抽调到北京参加中央干部考察组,工作中,急性心肌梗塞突发。

    连郑培民自己都不会相信,困扰了他多年的病魔,一转脸就会变成死神。在赶往北京医院的路上,他已无力地倒在秘书肩膀上,嘴里还在嘱咐司机,“别闯红灯”。

    谁想得到,一棵生命的大树就这样倒下!

    郑培民记了40多年的日记,中止在他去世的那一天。就在前一天,他还在电话中叮嘱妻子:“你也是五十几岁的人了,也不是个铁砣,要注意一下身体。”临挂电话时,郑培民轻松地对妻子说:“别惦记我,愿你每天都有一个好心情!”

    可是,一贯为别人着想的培民书记,你可知道,你的离去,让多少人彻夜难眠,多少人泪飞如雨!他们怎么能有一个好心情!

    湘潭市的老部下们最后一次看到你是今年春节。这次回湘潭拜年,你一反往常,从汽车里拿出几件礼物,在场的几个老部下人人有份。

    回想此情此景,老部下们泪眼模糊了。培民书记呀,你是在向我们告别吗?要是工作没做好,你可以批评我们,你不能一甩手就走,而且一去不回头啊!

    培民书记,你春节时看望知识分子,送去的花儿还没谢呢;苗族群众为你编的苗歌,他们准备了上千首,你还没听呢;叭仁村,那个一直系在你心尖尖上的湘西山村,通向它的盘山路快要修好了,还有火禾公路,这是两条让你操碎了心的路啊,还没有印过你的脚印呢,你怎么就走了?

    培民书记,湘西凤凰县安坪村小学校的桌椅做成了,窗子安上玻璃,再不用稻草堵窗户了;安坪村山上一片绿色,再也不用砍树换钱了;火炉坪的张来富,那个你去看望过4次,送钱送母羊送蚊帐的中年男人,他和他的妻子正想告诉你,他们

家盖了新房,买了彩电,5只母羊变成了二十多只的羊群,他们的日子已经过得和别人一样好了。

    这不就是你希望的吗?不就是你一直拼命工作的目标吗?灯红酒绿不迷眼,不义之财不伸手,在这样的自律下,你所期望的,不就是这样的报答吗?

    东北大平原生育了你,三湘四水养育了你。尽管你生前低调宣传,但是,你做过的一切,党和人民都记在心里!

    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,胡锦涛等中央领导和近千人为你送行;在长沙,上千人涌到机场去等你;多少群众围在你省委大院的家门外,痛哭失声!他们想你呀,他们要再看看你!

    听说你去世,火禾公路指挥部的8个成员坐在一起,两个小时,不闻人语,只闻人泣;听说你去世,你的扶贫点——湘西凤凰县安坪村,全村的男女老少汇聚在你站过的地坪上追悼你,百姓的泪和湘西的雨交织!

    人们怎么也想不明白啊,天若无情,为什么让你这样的好人来到人间?天若有情,为什么天不假寿,让你过早地离开人间!

    湘西的老百姓要自己出路费,到北京和长沙来送你,他们,是硬让州委和县委给劝回去的!当记者在凤凰县的几个村寨提到你的名字,老百姓的笑脸立即转为了抽泣,继而变成放声大哭!

    哪里有比人民口头流传得更久的历史?哪里有比百姓心头更坚固的丰碑?你活得辛苦而操劳,你活得清白而坦荡,但你活得值啊,你离人们越远,人们觉得你越亲;你离这世界越远,百姓觉得你越真!你留给了人民一个共产党人无愧于天地、无愧于黎民的身影!

“书有未曾经我读;事无不可对人言。”你去了以后,组织上派人整理你的办公室,清理出来的,只有一本本的工作笔记。上善若水。你的生前身后,都透明如水,洁净如水,经得起任何形式的翻检!

    倒下的郑培民,擎起来的是精神上的火炬。你经常念叨的四句话:“大浪淘沙,警钟长鸣,不忘宗旨,永葆本色”,已经变成了你的精神遗产,时时地被人们享用着。

    不需要更多的语言描述你,不需要更多的词藻雕琢你,郑培民,你让人们记住了:天地之间,曾经有过这样顶天立地的共产党人!

 

(原载2002年10月14日《人民日报》)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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